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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记者》杂志供稿

2019-04-12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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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切尔 J 沃尔夫在《娱乐经济》一书中认为:“文化、娱乐――而不是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他甚至认为,娱乐经济已成为新的世界通货,21世纪的货币不是欧元,而是娱乐。娱乐经济将成为下一个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潮。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娱乐产业本身也是发达国家规模庞大、利润回报极为丰厚的产业。在美国每年的商品出口中,以影视娱乐产品为主的媒体产品的出口额仅次于波音飞机。美国影视娱乐产品的出口量占据世界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根据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坦利对11种产业中建成世界级竞争能力的大企业所需年限的统计分析表明,以娱乐产业为主要盈利动力的大众传媒产业所需年限仅为8年,其收益的实现远远快于医药、银行、电力、能源等其他产业。

  在我国,文化产业也被作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来培养。根据文化部拟定的《“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今后5年内文化产业的增加值还将比2010年翻一番。有关研究也显示,传媒内容业的产值20%在新闻,80%在娱乐。

  不仅如此,娱乐带来效益还远不止于直接的产值利润,它还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几乎可以称之为“超经济”的效益。对于国家来说,娱乐给一些娱乐产品的输出国带来了文化殖民的便利。美国一些发达国家在把娱乐产品输出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输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这些发达国家在收获巨额娱乐产业利润的同时,也捎带收获了众多娱乐产品接受国民众对发达国家的精神敬仰,甚至是顶礼膜拜。即便是对于娱乐产业发达的西方国家自身,按照文化批判学派的观点,娱乐产业的“功能”,同样也消磨了本国民众对政府等众多问题和不足的批判精神和意志。

  如此,娱乐的“超经济”功能对于一个娱乐产业发达的西方国家来说,不但因为娱乐产品输出带来了文化被被殖家民众的膜拜,也带来了本国国民的被动性“认同”,因为娱乐已经消磨了他们不认同的时间和意志。这也就是赫胥黎所预言的,人们会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而且毁掉我们的往往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而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娱乐除了给娱乐产品的生产输出国带来了“超经济”的价值,同时,也给一些娱乐产品的制造参与者带来了“超经济”的收益。因为我们天生对娱乐的热爱,我们给予了那些与娱乐相关的人物――演员、导演、制片人,甚至他们的亲友、情敌、商业对手、使用过的物品和品牌,哪怕是他们所抛弃了的一切等等更多的关注与崇拜。在美国,演艺明星可以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加轻易地依靠他们的容貌演技和娱乐影响力而登上州长、总统的宝座。至于他们在经济收入、个人名望等方面获得收益更是自不待言。

  当前,在电视频道和节目上收视最火爆的是娱乐,广告收入最高的也是娱乐,在现实中人气最旺的是演艺明星,收入最高的是娱乐大腕,“造”钱最轻松的行业也是娱乐业。就是在每年重要的上,娱乐明星也远远比其他代表委员露脸的机会要高出许多,哪怕这些明星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并不高,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一如既往地受到媒体镜头和文字的娱乐化青睐。

  正因为我们给了娱乐和娱乐人物超出现实,也超出他们价值的超经济待遇,以至于一些娱乐人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和真实的一面,他们对自我的评价也在众多失去理智的粉丝们的欢呼和崇拜声中水涨船高,甚至扶摇直上九霄。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如果我们给娱乐和娱乐人物过多的、不切实际的盲目崇拜和“超经济”待遇,很难保证我们不成为波兹曼所说的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